2010年9月28日，争夺国美电器的特别股东大会召开。在8项议程中，虽然黄光裕家族输掉了7项，但在最重要的一项，黄家赢了——黄家的股份没有被稀释，大股东的地位保住了。
国美大股东黄光裕与管理层历经数年的争执，是近来中国民众最为直观、乐道、普及的商战范本，并必定将成为现代中国商业史上最为鲜活、复杂、深刻的经典案例。
这似乎只是一个商战故事，然而，这一争执的前提是，黄光裕以戴罪之身，能够在铁窗内签署公司文件，纵横捭阖号令商场，黄氏家族或对管理层投下反对票，或增持国美股份，或拉票拜客，极力加强对国美电器的控制权，如履“平地”。
这一切稀奇吗？《宪法》规定，公民个人财产只要是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具有不可侵犯性。然而，落马的中国大陆企业家一直面临着这样的局面：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企业家本人便无法行使其拥有的财产占有、处分、转让、继承以及委托他人代为管理的法律权利，他所创立的企业往往轰然倒塌。
2000年以来，除黄光裕外，中国企业家落马大鳄还有：德隆系唐氏兄弟、科龙系顾雏军、上海首富周正毅、中国第二富豪杨斌、华晨系掌门人仰融等。
2006年5月26日，上海首富周正毅出狱，但3个月后，看管周正毅的监狱管教干部俞金宝被拘，原因是俞金宝接受了“邹振义”家属的49万元贿赂。“邹振义”这个名字就是当初关押在上海蓝桥监狱的38440号犯人周正毅。周正毅进入看守所就被改名，在宣判之前无法取得行使公司股东权利的途径，在宣判之后也只能通过行贿管教干部的方法，换取与家属、生意场上以及其他方面人物的会面，一度演变成周正毅在监狱里面开董事会的江湖传闻。
实际上，落马企业家是有权利的。
黄光裕被逮捕及宣判后，一直能够遥控旗下公司，这开创了中国司法历史之先河。或许是因为黄光裕是国美电器的大股东，而国美电器影响数十万人的就业，于是政府要照顾他，把本应是他自己的权利还给了他。
武穴人人喝武啤家家摊派 强势机构退商海走了弯路
市场的本质是反行政干预的，而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就是弱化行政力量，把市场的交还给市场。
1997年黑龙江省木兰县制定了一项政策，凡外县啤酒进入本县一律每瓶加征0.5元的税，并派公安督办。县领导在接受电视采访时称：在我们的辖区里不能有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不能让老百姓骂我们，我们的作法不论从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是合理的。
似乎很难想像，1997年——中国改革开放几近20年，地方政府却还会出此幼稚的行政手段。别笑，利益决定意识，屁股支使脑袋，这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类似，甚至完全一样的幼稚动作。
2001年7月4日，武穴市政府号召开展“武穴人爱武穴，武穴人喝武啤”爱心大购买活动，规定全市各部门一律用金龙泉啤酒作为招待用酒；全市所有财政供给人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年内每人购买6箱金龙泉啤酒，譬如交通局356人，分配2136箱；中医院259人，1554箱；武穴中学269人，1614箱……
河北省张家口市一小伙儿郭东升办了家阳光公司，想做做发行报纸捎带卖书的买卖，让大家精神物质双丰收。谁想张家口市邮政局不乐意，认为邮政这块肉是国家专门留给自己的。于是他们开始打官司，2001年，郭东升的太阳没能升起来，输了，郭东升成了行政垄断的“烈士”。
行政是一种强势力量。而强势机构进入商海，必定会损害市场公平，会毒化商业氛围。简而言之，全国人民都攀上官府亲戚，人人都弄上一顶大盖帽，交易时比比谁的权势重、军衔高就听谁的，岂不简单？何必再策划、调查、广告、作秀、砍价、拍卖、评估、兼并、破产，一大堆麻烦事。
1998年中央严令强势机构退出商海，其导火索是走私猖獗，大有上房揭瓦之势，如远华赖昌星案。高层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过去许多年，军警法系统所办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其经费不足所造成的支出缺口，现在这一块拿掉了，不给政策了，就得拿真金白银来说话了，国家就得有更多的财政投入。
严格说，国家强势机构经商是走了一条弯路，现在要捋直它，这不是国家、军警法或老百姓谁吃亏的事，而是中国社会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会因为军警法系统退出商海而纯粹起来，官家的动作也不会只有木兰县和武穴市啤酒那点儿水准。
正是在2001年这一年，中国加入了WTO。老外要进来，命令他们也比拼官位、军衔？
陈国军死在通钢院 陈久霖继续国企着
也不能怪地方政府屁股支使脑袋，人同此心，路同此途。1994年中央与地方分税改革时，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指出：“一个省一个省去谈，结果自己掉了5斤肉。”而地方与地方，行业与行业，部门与部门，由利益冲突导致的地方保护现象也普遍存在，这让法院很头疼。当然，如今改革开放已超过30年，再玩摊派啤酒之类的事确实太小儿科了。如今行政权力的变种是国企的昂扬，是央企的发飙。
2010年夏，《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新闻报道和公文稿件慎用词汇表》在网上流传。词汇里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面对国内公众，公众对“共和国长子”们的反感主要集中在垄断和高收入方面，于是《词汇表》决定，不使用“垄断”、“暴利”、“豪门”、“高薪”、“高福利”、“隐性收入”等词汇。
“共和国长子们”为什么能够垄断并高薪呢？因为他们是长子，于是也就有了皇宗政要老爷子的派头。要打掉这种优越感，《词汇表》果断地废除了“亲自”、“光临”、“视察”等领导专用语。其实还有一个词也应当禁用——“接见”。记得最早撼动这个词的时候是1988年，那时邓小平还在，新闻报道说领导们在北戴河“会见”了运动员——不是“接见”。但榜样的力量是有限的，习惯的吨位是无穷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不论是县委书记还是校长五六的，仍然顽强地“接见”着。
《词汇表》要面对的另一面是海外，中石油在海外拓展时要避免刺激老外，不要用“海外扩张”、“海外兵团”、“大举进军”等，而应使用“海外收购”、“海外并购”、“公司重组”等。似乎还应该有一个英文《词汇表》，老外一定搞不懂汉语的“海外扩张”与“海外收购”有何差异。
《词汇表》的苦心是值得表扬的，但效果不能高估。不管《词汇表》制造得如何高超、缜密，那最多只能防自己的口，无法管外人怎么说。比如2009年７月曾发生“中石化大楼1200万元天价吊灯”事件（中石化澄清说一个吊灯只花了156.16万元），中石化如果想要废“吊灯”这个词，那要防十几亿张口，不靠谱呀。
不靠谱也想试试。国务院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出来了，中石油想表个态，于是7月21日，在全国工商联的一间会议室里，中石油公司和民营石油企业的代表坐到了一起，中石油邀请民营石油企业合作。然而事后，一位参与会议的民营人士说，他们只不过做了一场秀，我们则捧场唱了一出戏……
当双方触及实质时，氛围就变了。民营老板提出，要让双方都能看到盈利的空间和状况，而不能仅仅是让我出钱，却看不到投资的实际收益。更有一民营石油老总提出，要把一些管道的所有权收归政府，然后切割成相应的股权，让中石油和民营企业公平招标。中石油代表表示：“这是国家层面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
民营老板的愤怒是有道理的，比如放开原油进口权，民营老板发现，当他们进口的原油到达海关时，需要出示一张由中石油或中石化出具的排产证明，如果没有就报不了关。
而中石油的回答也是实在的，“这是国家层面的问题”。中石油不实在但没有说出来的是，如果国家同意拿掉中石油的垄断权，中石油、中石化也不乐意，此前他们就上书国务院，坚决反对外人进来扰乱原油进口秩序。
垄断好。如果我有机会垄断，我也当仁不让，虽然我嘴上可以不说。
随着国企大踏步地前进，它的好处越来越深入人心。
2009年7月24日，陈国军死在通化钢铁集团院内。通化钢铁集团是吉林省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建龙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建龙要控股通钢，陈国军就是代表建龙来接收通钢的。据打人现场的工人说，陈国军放出狠话：我要在3年内让通钢姓陈！等我上台，所有通钢原来的人一个不留，全滚蛋！
假如陈国军真的说了这些狠话，这些狠话就是他致死的原因？其实，陈国军不来，也会有别的“国军”来，而公众对私企的恐惧是不变的，对国企的依恋是永恒的。事后，吉林省政府宣布，建龙控股通钢作废。或许通钢兄弟要心花怒放了。
心花怒放的不仅是通钢工人，还有陈久霖。陈久霖曾任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在海外做期货，当时中国只有7家央企被允许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做国际期货交易，中航油集团不在其中。于是，陈久霖选择了一个新加坡市场和中国央企监控的空白点——场外交易期权合约。不幸陈久霖做反了，卖出石油看涨期权。随着石油价格一路上涨，到2004年3月28日，中航油出现580万美元账面亏损。好个陈久霖，“越赌越亏，越亏越赌”，最后账面实际损失和潜在损失总计约5.54亿美元。陈久霖被新加坡初级法院判刑4年。
当时，中航油有两条路：破产清盘或注资重组。按理，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自有资本只有1.45亿美元，亏损5.5亿美元，当以清盘为上策。但麻烦的是，控股中航油的是中国国有资本。赔掉中航油？赔掉中航油集团？而市场是把整个中国国资看成一个板块，以降低对国资的估值作为回敬。如果因为中航油的丑闻，在国资海外上市定价时低那么一丁点，那是什么代价？相比之下，5.5亿美元就是小菜一碟了。
还是要救，在组织的关怀下，国航参股中航油，国内6家银行延缓对中航油的1.2亿美元贷款的追讨，工行牵头向中航油注资。公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
在新加坡樟宜监狱度过1035天后，公家人陈久霖出来了。看见天日，他第一个感觉是委屈，要向组织“讨个说法”，责任不应一人承担。陈久霖觉得冤，全国人民也觉得冤，中航油的债务到2008年才还完，都是大家的钱呀。
其实，前面倒下一个陈久霖，后面跟上一串后来人。2010年年初，在陈久霖出狱的前一天，东航因航油期货套保巨亏62亿元，随后国航宣布套保巨亏68亿元，之前还有中信泰富、中国远洋等国企暴露了金融投机衍生品亏损，却也没见谁进去呀。
2010年5月，媒体发现陈久霖重新当官了，改名陈九霖，任中国葛洲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面对媒体质疑，国资委人士表示，国资委与此事无关，葛洲坝国际公司属于特大型央企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的二级企业，其副总不属于国企高管，国资委不管，陈的任命完全是企业行为，“无论从程序上、规则上，都是合理的”。
国资委官员很推崇陈久霖的才能。但当年中航油出事后，大家都说陈久霖“既不懂期货，也不懂石油”。在新加坡，陈是著名的打工皇帝，2002年获得税后个人薪酬为490万新元，当年1新元约为4.8元人民币。如今“陈九霖”继续“国企”着。
TCL李东生8年完成MBO 陈云薄一波操心中保董事会
国企老总拼搏之后，多少会有些心理不平衡，前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就是一位。早在80年代，于志安就提出“企业产权”这一敏感问题，认为企业可以不属于国家。1994年底，长动集团在菲律宾注册了长动菲律宾公司，于志安任董事长。按西方法律，于就是长动菲律宾公司老板。1995年于志安出走菲律宾，想真个做老板了。后经中方努力，流失出去的65万美元国有资产被追回。
另一个有了想法的是前红塔集团老总褚时健，他以贪污折合人民币1300多万元获罪。然而褚时健却获得广泛同情，褚的辩护律师马军也为褚喊冤：褚时健17年的总收入只占玉溪卷烟厂上缴利税的十万分之一。
“59岁现象”是老问题，更多的新问题接连涌出，比如产权和所有制，比如仰融。时任辽宁省长薄熙来2003年10月表示，“华晨集团前董事长仰融是华晨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和经营者，不是民营企业家，辽宁省接收华晨国有资产是执行国家的有关规定。”
当时仰融在美国，并在境外起诉辽宁省政府。仰融的律师称：1992年为寻求在美国顺利上市，仰融将自己拥有的华晨中国股权注入基金会，财政部国有资产管理局是在1993年9月补发文件，以示实际完成华晨中国“红帽子”企业的程序，形成了表面是国有企业，实质是私人拥有的事实。
华晨事件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简单的投资来源不清晰的“红帽子”类型，它给中国政治和法律提出了一个严峻课题，并将影响深远。
成功吃到产权馅饼的第一人当数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他用8年时间完成了TCL的MBO，令全国国企老板慕煞。
2004年1月30日，TCL集团（000100）在深交所上市，47岁的李东生因持有公司1.44亿股计5.59%股份，按2月2日收盘价计，个人身家已达到12亿元。李东生的成功离不开惠州市政府的恩准，因此，TCL发展到今天如此一国际化企业，李东生还是不肯离开惠州小城。
TCL集团的前身是广东惠州地方国企。1997年惠州市政府与TCL集团总裁李东生签订了5年的放权经营协议：TCL到1996年3亿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超出部分，按不同比例管理层可获得股权奖励。5年间，TCL每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10%。国有资产快速增值，管理层和职工的股权也在增加，持股比例高达42%。其后，TCL集团引进战略投资者，这给TCL集团的上市建立了一个平台。
2003年12月17日，慧聪国际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一夜之间慧聪成就了上百个百万富翁。
1990年郭凡生从国家体改委到一家国营企业当副总经理，试图实践理想未果，于是郭决定通过一个自己控股的企业来模拟他的理论。1992年10月郭凡生等人创建了北京市慧聪公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郭拥有50%的股份。郭凡生头一件事就是确立劳动股份制的雏形，将“单个股东分红不超过分红额10%，股东分红不超过30%，每年分红的70%作为劳动分红给职工”写进公司章程。
10年挣巴，慧聪终于上市，郭凡生的中国梦有了眉目。
在中国，金融机构几乎是不可能MBO的，马明哲的平安准MBO，可以说是国内国有金融机构中的惟一一例。经过16年的左右腾挪，股东的数量尽量地增多，单个股东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力日益降低，虽然平安管理层理论上并不占绝对甚至相对控股地位（因此称准MBO），但马明哲通过员工持股机构实际控制着平安。至2004年4月24日，马明哲本人拥有员工持股计划的约1.10%，相当于公司发行股本的0.16%，按照平安上市股票的定价区间9.59～11.88港元，马明哲上市后的身价将达到7672万～9504万港元。
MBO是2004年最敏感的话题，这之后又有香港学者郎咸平与科隆系顾雏军关于国有资产流失之争，有经济学家忽然的集体失语及纷争的骤起，于是国资委数道令箭封了MBO。这MBO禁也不是，放也没个章法，悬悬的。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是重视产权的，是尊重股东权利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拿下中国大陆。当时，共产党人并非笃定要实行计划经济，中共经济高层还是有市场经济理念的。
1950年1月21日，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和副主任薄一波、马寅初的名义回复了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和副行长兼人保总经理胡景沄一封公文，原文如下：
关于处理中国保险公司事，所拟将中国产物保险公司改隶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内，以利用其开展海外保险业务。经研究我们认为：中国产物保险公司为中国银行所设立，且中国银行尚有私人股份，其领导关系的变更须经董事会决定，目前新的董事会尚待组成，故仍暂维现状，俟董事会组成后再作考虑，中国产物保险公司员工愿和国家保险公司靠近，我们可加强争取团结教育，利用其多作些业务……
这篇公文不过300字，却清楚地表述了共产党人尊重资产所有者权益的理念和审慎的态度，展现了拒绝急功近利的氛围：解放军进城，共产党人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却因中国保险公司的母公司“中国银行尚有私人股份”，只是一丁点的私人股份，而放开一马，堪称稀奇。甚至，6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对于所有者权益的尊重，也不过如此，时有侵害。
柳传志断喝联想是我的性命 阳光首富丁磊纯市场新生儿
陈峰成就了经济与政治结合的美梦。
1990年11月，海南省财政厅将910万元人民币划拨给海航。这钱不够买半条飞机翅膀。靠租飞机晃了1年多，1992年4月，海航跑进了海南省政府批准的32家定向募集的股份有限公司行列。海航最初的资产是海南省政府独有的，评估为1334.05516万元。经募资，一跃拥有了2.5亿元的家当。海南东亚房地产占总股本的8%，光大信托占6%，国家股只占5.3%，居第三位。注意，这可是在非常看重所有制的中国，1993年竟出了一个国家股只有5.3%的航空公司。
1995年7月，海航与美国航空有限公司达成募集2500万美元购买海航1亿外资股的协议，占海航总股本的25%。海航又有了洋血统。1996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批准将吉林农业所占上海B股额度中的7100万股转让给海航。1997年6月，海航7100万B股正式在上交所挂牌上市。1999年11月，海航A股上市。完成A股发行后，海航资产规模达到50多亿元，运作资本达80多亿元。
海航的发达，几乎全靠资本市场。其间，像陈峰这般左右逢源、机遇占尽者，几乎无出其右，让人嫉妒。甚至，2008年海航亏损，地方政府还补贴了5亿元。
柳传志是另一个梦。2009年年初柳传志复出联想一线，闷喝：“联想是我的命，复出义不容辞！”8月，中科院国科控股将联想控股29%的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一个月后，民企泛海控股集团以27.55亿元人民币现金收购中科院持有的联想控股29%的股权。如此，中科院占股36%，联想职工持股会拥有35%，泛海又拿走29%——中国最著名的民企，联想控股64%不姓“国”。
当年联想成立时也是国企。当时中科院出资20万元，持有联想100%的股份。1993年联想成立职工持股会，老职工拥有35%的分红权，当时大家没把这当成多大的事，不过是纸上财富嘛。从成立联想员工持股会，到股权流通用了7年，这是联想产权改革的第一步；从2000年联想分拆，联想控股成立，到引进泛海，用了9年，而最终联想控股上市，实现股权流通，还需要时日。但泛海的进入，联想的股权民营化，显然是联想完成产权改革第二步的促进剂。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功。李经纬曾是国企老板中的一棵常青树，他用18年时间把广东三水市的一间小厂培养成一棵摇钱树，18年中健力宝上缴三水市政府28亿元利税，最盛时占当地财政收入的45%，健力宝出落成了中国名牌，并走向世界——比海尔、联想可早得多。
后来健力宝开始走下坡路，三水市政府想把健力宝出手了，李经纬也有了想法，想把健力宝真正地揽在怀里，骨肉情深呢。2002年，在三水市政府作价3.8亿元出售健力宝45%的股权失败后，李经纬提出用4.5亿元3年分期付款的方案买下健力宝，但被政府拒绝，认为风险很大，有国有资产流失之虑。末了，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3.8亿元收购了健力宝80%的股权。接任者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张海。也许三水市政府认为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好歹是个国企，总比蓄谋不轨的李某人让人放心。后来健力宝的资金链出问题了，据说是张海把健力宝掏空了。
李经纬的老板梦破灭了。三水不是惠州，2002年10月13日，广东省人大罢免了李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到11月，广东省检察院公布情况称，李经纬“伙同他人以购买人寿保险的形式，侵吞国有资产331.88万元”。在沉寂了两年后，2004年李经纬笑着出来了。但是，李经纬倒下的原因并没有解决，全国MBO困局也没有解决。
产权问题放倒了许多人。2004年，钱程二审被判了8年。钱程承包了北京音乐厅，愣把个北京音乐市场搞得红红火火。期间，有4笔共77万元的票款被钱程挪用了，这钱本应付给北京赛洛公司。钱程以为，赛洛公司是自己投资的红帽子企业，钱挪到哪儿也不过是左兜放右兜而已。但法官认定赛洛股东的资金来源是“全民所有制性质”。
从一般常理分析，钱程不是见钱眼开的人，据说北京音乐厅红火时1年能赚1000多万元，捞钱机会多多，但查了两年多才查出77万元，可证此说。倒是中央乐团曾窘迫过，1990年代初，海南一企业曾试图出资买下中央乐团的冠名权，出多少？60万，羞煞中国人！
幸运的是丁磊，阳光首富。纽约时间2003年10月13日下午3时59分，网易(NTES)股价雄踞70美元的历史最高位。丁磊是网易创始人，首席架构设计师，58.5％的控股大股东。70美元股价时，意味着丁磊的财富达91亿元人民币。此时，英国小伙胡润推出2003年中国内地百名富豪排行榜，丁磊名列第一。
男人入对行，女人上对床，新经济制造了暴富机会，想不赚钱都不成。2002年初，网易、搜狐、新浪三大门户网站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还都面临着股票被摘牌的风险，丁磊、张朝阳连当年的中国富榜的入门门槛都没达到（当年榜单的门槛为7亿元人民币左右）。仅一年多时间，网易在纳斯达克的股价翻了50多倍，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则以22亿元个人财富位列富豪榜第20位。网络阔少们集体尖叫。
阔少们的尖叫是有理由的。与中国以往的富豪们相比，丁磊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开拓网络新空间，寻找挣钱的新天地，不像传统的房地产商批地拿贷款盖房子；他们交到NASDAQ的财务报表面临相对严格的监管，不像此前红色、灰色甚至黑色资本家的发家史，其中总有一些不宜为外人所知。丁磊们是赤裸的，从投资、运营到发财，丁磊们都是干净透明的，是没有原罪的理直气壮。市场经济实行20多年来，丁磊们是第一批纯粹的市场经济新生儿。
戴国芳成了宏观调控靶子 日钢杜双华被迫金盆洗手
2008年11月28日，农民戴国芳回到了常州的家中。于是有传言说老戴要接手铁本。怎么可能？打死我也不信。
据说，戴国芳对政治不敏感。此人从收废铁开始，之后进入钢铁行业，是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法人。此后老戴就一个跟着一个地倒霉。常州政府痛感本地没有大项目，且没有大企业家，于是把个农民老戴推了出来，要把铁本做大做强。老戴自己也雄心壮志，铁本的计划规模一改再改，最后到了840万吨，概算总投资105.9亿元。老戴甚至提出“三年内赶超宝钢，五年超过浦项”。
此时，政治已经找上了戴国芳，而老戴还浑然不知。2003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若干规定的通知》，新一轮宏观调控开始。但地方政府热情不减，把铁本项目化整为零，各种手续批文一路绿灯。此时，即使老戴想讲政治，想停下来，但已身不由己了。
2004年4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会议，责成江苏省和有关部门对铁本相关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铁本项目被定性为“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时任江苏省发改委副主任秦雁、常州市市委书记范燕青等8人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戴国芳是宏观调控的靶子。杜双华是另一个。
说实话，乍见杜双华感觉不大好。2008年汶川大地震，在央视募捐晚会上，杜双华举着个3000万元的大牌子冲上台，说哥儿几个合计了一下，日照钢铁集团决定再加捐7000万，凑1个亿。老杜性情，没准儿是个能交的朋友，但作为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这决定却有点性情了，美国牛仔吧，不合乎职业规范。
日钢集团先前乃民营钢铁大佬，如今杜双华已断然金盆洗手拿钱走人。据传杜双华想玩私募，开发房地产，收购高尔夫，甚或弄架私人飞机。完全不钢铁，回避实体经济，自娱自乐。
忽感觉不对，那日钢乃杜双华抵死舔血培育，情同骨肉，何以拿钱走人？原来，杜双华也扛不过宏观调控，全国钢铁产能过剩，削减势在必然，日钢难逃山东钢铁重组的命运。
风声日紧，2009年5月杜双华紧急购入香港上市公司开源控股股权，后开源控股以52亿港元的高溢价收购香港誉进发展股份，而誉进间接拥有日钢核心企业30％的权益。几番腾挪，日照钢铁的30％成了香港上市公司。这就给山钢重组日钢出了难题，上市公司要以股票市值作为并购价格的依据，而不能以企业净资产价值为准，这意味着山钢重组日钢要掏更多的银子。日钢的评估价为242亿元，但杜双华认为应为280亿元。
杜双华会出难题，别人也会。2009年7月，国家环保部紧急叫停多个钢铁、电力项目，其中日钢投资78亿元的热轧板带配套技改项目位列其中。乱云压头，日钢几成第二个铁本。杜双华低头了，当年9月，山钢与日钢签署重组协议，双方共同建立一家新的企业，其中山钢占67%的股权，日钢占33%。
傍上了国企，杜双华就从了吧？但不。“按照山钢的重组规划，杜双华不但拿不到钱，原先的投入也可能有去无回。”杜双华决意退出，2010年8月30日，杜双华与山钢修改了原来的重组方案，一次买断，拿钱走人，33%的股份不要了。泰山压顶就低头，不低也得低。
2009年3月15日，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出发大厅，乘客在登机廊桥外已看不到东星航空公司的蓝色飞机
前东星航空总裁兰世立不知算不算撞上了宏观调控？
本来兰世立的日子过得挺好，以20亿元的身家列《福布斯》2005中国富豪榜第70位。正值此时，民航业对民企开放，兰世立当即跳下。左冲右突招完飞行员后，兰世立发现找飞机更难。“无论是贷款还是租赁飞机，都须有银行担保，大部分还只接受中国银行担保。” 难道中行会给一家民企担保吗？
但是，兰世立不可思议地以1.8亿元人民币的首付，签下了由空客和通用电气旗下GECAS提供的20架飞机大单，价值120亿元人民币。而此前，兰世立得到了国际银行以“无银行担保+卖方信贷”模式授予的百亿元贷款。空手套白狼，业界哗然。
但很快，兰世立脸就绿了：航空业烧钱凶狠。融资不得，IPO受阻，航油价涨……兰世立把房地产项目作抵押，重复抵押，不断向东星航空输血；兰四处找钱，私募，融资，上市，但金融危机彻底坏了他的梦想，银行也开始收缩对兰的贷款。“一颗烂白菜，十个瓶子两个盖”，这叫兰世立如何腾挪？
人急躁时，本性便显露出来。兰世立开始流露出抱怨之情，说要将东星航空总部搬离武汉。2008年上半年，兰宣布旗下楼盘售价降低近30%，并在央视采访时说要将武汉房价拉下马，这不仅得罪了同行，也惹恼了武汉官员。据报道，兰曾以每人每天100元的报酬操控旗下旅游学校上百学生身穿军训服，围堵武汉交委3天。这事能做嘛？法轮功的作派嘛。
2008年5月，东星航空因欠缴民航基金，被停飞武汉至深圳等航线，要债人蜂拥而至。武汉市交委出马主持东星航空与国航的谈判。兰世立想保留东星航空10%的股份，但国航要100%的股权，且收购价从最初的6亿元降到1.6亿元。兰世立大怒，2009年3月13日，东星航空声明拒绝与国航合作。之后，兰世立在珠海机场被警方控制，监视居住。
8月26日东星航空被武汉市中院裁定破产清算。树倒猢狲散，爹死娘嫁人。嫁人都没人要，11月16日首次东星航空资产拍卖会，参考价2900万元，但无人问津流拍。11月30日再拍，参考价降两成，国航以2312万元的底价拍下，像捡垃圾。至此，特为东星航空而生的国航湖北分公司，几乎接管了东星航空的全部资产和飞行员。
据称，东星航空累计欠债5亿元，资不抵债。这5亿是个多大的数目？2009年底，国航燃油套期保值损失为68亿元人民币，东航的这项损失也达到62亿元，业内预计三大航2008年亏损额将超百亿。客气了，实际上，仅东航一家去年就亏损140亿元。虽然东航背负着700亿元负债，但东航总经理刘绍勇依然登上“2008央视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台。东航的亏损不能怪刘绍勇，他是不久前从南航调过来的。
亏损不怕，政府自会定夺。年初，东航获70亿元政府补贴，南航分得30亿元，国航的版本更多。“我们的股东是国资委，政府不注资卖给外国人怎么办，几万员工谁管？”甚至，海航——国有股只有百分之几，但也得到地方政府5亿元的赞助。
兰世立不要惦记央企三大航的幸福生活了，惦记也是瞎惦记。在贸然闯入民航业3年后，兰世立的商路戛然而止，他或许会后悔，当初怎么就认定自己一定是鹰呢？天高任鸟飞，那是理想，但对麻雀来说，天空是有玻璃天花板的，没看清楚就往里飞，撞坏麻雀不足奇。
没看清楚就往里跳的还有陕北油田。陕北油田乱局始于1990年，曾在陕北延长油矿担任领导后高升的一位首长指示，“各县发一台钻机，叫老百姓打井采油，用最低的成本拿出更多的油，把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之后各县纷纷出红头文件，出优惠政策，树招商大旗，果然资金滚滚而来。据说，陕北涉油15个县，有民营开发公司近千家，有近万个自然人股东，涉油个人超过10万人。
一放就乱，这在陕北又一次体现出来，总结起来有三点：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浪费，污染环境恶化生态，私自外销原油造成税费外流。2002年国务院领导批示要整顿，但油老板们不干了，律师来了，集团诉讼，原告达数百人，涉案金额数十个亿，陕西省政府将面临全国最大的民告官案——县里的红头文件是个屁吗？
这么大的乱子是怎么来的？——先是首长有了想法，但首长是否有权力把个人想法变成政策？这个决策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受不受法律约束？而对于发红头文件的县政府来说，他们是否怀疑过首长的权力？是否在发文之初就打算负起保证政府信誉的责任？当石油乱局出现，是按市场规则赎买还是命令大家“无条件配合”？如果条件谈不拢，是不是像野蛮拆迁一样打个鸡飞狗跳？——领导是否有这个权力？
2009年的山西煤炭改革，又一次重复了陕北油田乱局。
杨绛的大白话震撼人心 官员超级蔑视公众智商
2007年4月2日，年收入超过12万以上的成功或不成功人士自行纳税申报的大限到了。
在这个日子之前，拧把的日子忐忑着。报，还是不报？逃，如何逃？从法理上讲，如果申报了个税但又不能保证申报的真实性，其后果可能比不申报更严重。因为不申报还可以补报，补报的代价不大，而申报造假将受到更为严重的惩罚。
国家税务总局2006年11月才发布《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要求申报2006年一年的收入。有单位的，可以提供一年的薪金收入和纳税账单，而“自行”申报的，谁能查清在过去的12个月中有多少笔银行存款到期？产生了多少利息？有多少零星稿费来了？挨着个儿地去报刊社找后账，某月某日某版的稿子可替咱缴了税？等等。直觉得国家税务总局是不是搞错了，是要求大家申报2007年的收入吧？不会这么不体谅公民吧？
超12万自行申报当然是为今后征税作准备，对此还有很多话题，诸如财政收支预算的审议和公开，行政成本和浪费，公务员申报收入，每年税外收费万亿，纳税成本居高不下，纳税人家庭赡养成本，等等。除去这些有技术含量的话题，还有一个朴素的然而更为宏大的感受，就是，政府收税是越多越好吗？对公民、对社会、进而对政府，是好事还是坏事？
提出这个问题的不是政治家、经济学家或法学家，而是一个文学家老太太杨绛。
2004年12月，杨绛写文章，大白话，震撼人心：“利息为什么要征税呢？老百姓存钱很不容易的，为什么要与民争利呢？唉，现在的事情呀。我自己倒是不在乎的，反正我穿得很随便，吃得也很随便，花不了几个钱，稿费还没有发就捐掉了。但老百姓太苦了。”
网店是再小不过的小企业了，朝不保夕，像老农在路边摆摊卖大白菜一样，但北京市给当地电子商务下了驱逐令。2008年8月1日，北京市在全国首先正式实施“网店办照”政策，办了照就要交税。顿时，国内B2C网站的店主开始惊慌，很多网店都开始“血本甩卖”。只是，一些网店主到工商局办理登记时，却有工作人员不懂该如何操作，甚至还要求提供营业场所。
到2010年，官员终于明白，与民如此计较这等小利实在惭愧，遂废了“网店办照”政策。
在2008年的人大、政协两会上，前首富张茵委员因提出取消新《劳动法》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降低富人税负、进口环保设备免税三项议案而广遭“板砖”。其中另一位政协委员的说词颇严厉：你（指张茵）不能只代表你所处的利益集团。张茵又极力说明自己是从更多人的利益考虑的，不能把富人都赶跑了。
其实张茵应该再勇敢点，就是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又怎么了？现代社会是利益多元的组合体，“世界是平的”，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替股市说话，也是替炒股的出租车司机说话。能代表一部分人说话，总比谁也不代表，徒有大而无当的空论有用。社会格局就是在这种互相争议、互相制衡、互相博弈中完成的，好比价格的发现，好比舆论的形成，是“对冲”出来的。人大政协两会应该是反映中国社会动态的最大的晴雨表，应该是公开程度最大的诉求平台。能在两会上发表意见，甚至争吵，总比私下里使坏，或到大街上胡闹要好。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也有自己的看法——数据证明，在致富路上，官民并不是相同的速度：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间，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扣除通胀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年均增长10.2%。12年间，政府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增加1.6倍，农民增加1.2倍。
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称，2007年财政收入是5.13万亿元。不过，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给出了一些较为吓人的数据：2007年政府税收是4.8万亿元，另有1.2万亿元的卖地收入，1.6万亿元的收费罚款，加上彩票收入、社保基金和烟草税等，总数大约是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7年有3.9万亿元财政收入没有报告全国人大，甚至财政部也不见得清楚这笔账。
可以想见，官员不认可这个说法。但准官方的说法终于出来了：2010年9月10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首份全国性政府账本《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显示，2009年全口径财政收入为10.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32.2%。1998年的上述比重为20.4%，2007年后一直维持在30%以上的水平。
不会有错吧？共和国成立60年了，刚有了第一个政府账本？正是。此前中国没有全口径的政府收入数字，即包括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缴费收入的总和。
中国全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到底有多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此前曾有一个数字：2007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19.3%，2008年为19.5%，2009年为20.1%，明显低于国外平均水平嘛。2010年8月23日，财政部官方网站转载了《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称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2007年至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4%、24.7%和25.4%，这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此结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质疑。今天看来，贾康们的说法有点蔑视公众的智商，太玩弄常识了。中国政府有太多的未纳入预算管理的各种收入，显然远远不只20.1%这个比重。《报告》显示，2009年全年政府收入为10.8万亿元，而当年税收收入只有6.3万亿元。也就是说，有41.7%的收入是非税收收入被贾康抹掉了。据报告，2007年至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分别达到31.5%、30.9%和32.2%，大大高出财政部的说法。
除去财政收入增长快和非税收收入比重大以外，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公众也颇有烦言。《报告》透露，中国全口径财政社会性支出，包括教育、医疗、就业保障等，目前只占GDP的10.57%，而发达国家1980年为20%。再进一步，中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远高于发达国家，2006年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比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占比2.38%，英国4.19%，韩国5.06%，法国6.5%，加拿大7.1%，美国9.9%。
还有不明白的，各国行政管理支出是相同的口径吗？中秋了，中国官员能把发月饼的钱算进行政费里，美国可以吗？
唐福珍青山无柴烧自己 任靖玺南洋梦碎循他乡
在“2009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上，成都自焚抗拆事件位列十大宪法事例之首。
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居民胡昌明、唐福珍及亲属阻挠执法人员拆除自家房屋，相持近3小时，唐福珍自焚。11月29日夜，唐福珍经抢救无效去世。唐福珍自焚的照片在网络广为传播。看看吧，穿着睡衣的唐福珍站在楼顶，寂静中，一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一边是升腾的浓烟……这景象，当如何描述？有教师组织高中生讨论唐福珍事件，一学生用了这样令人心悸的标题：《青山无柴烧自己》。这还是个孩子呀，小小年纪竟已心灰如此！看此标题，余言皆废！
姜明安是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2009年底他率北大5位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之后，国务院法制办召开座谈会讨论拆迁制度，并表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废除。
在中国司法界，北大法律77级有“黄埔一期”之称。在那里，至少有两个著名人物，一是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再一就是姜明安，后者刚刚著名起来。现今，姜明安等学者挑战的是国务院法制办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而此时李克强正任职国务院，虽然此《条例》是在李克强任职前制定的，但仍然形成了现时的对峙——昔日的同班同学，今日的“对手”。
学者们奋起要修改甚或废止恶法，就像2003年孙志刚事件，由此废了执行了几十年的《收容遣送办法》。然而，几近一年之后，新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还未出来，盖因为这背后利益太多。
2009年春节过后，北京有上万名农二代突然失学，孩子们从春节的嬉闹疯玩中转过神来，来到学校，却见教室被砸烂了，柳树被砍倒了，狼烟满目瓦砾遍地——立马，孩子们没学上了！
文德学校是一所打工子弟小学，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奶西村。学校有200多学生，这些学生的父母来自各地农村，在北京城里干着最底层的活，装修、卖煎饼、开出租，或者捡垃圾。学校的设施当然好不到哪里，但在这里，这些家庭每月花200元的租金就能安一个家。在家庭地址栏中，许多孩子就写“奶西市场”。
校舍的租用合同是1月中旬被解除的，要收回学校所在的“地上物和地”，村里要3天内腾退。这次腾退不是黑社会行为，真是有红头文件的。2009年7月，北京市朝阳区召开“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工作动员会”，朝阳区将启动26.2平方公里农村地区的土地储备，文德学校就位于其中。于是，奶西村村民，这些当地的农民开始驱赶外来的农民，因为奶西村村民要城乡一体化了，这里的土地上要盖高楼了。
校长崔克忠肯定不是第一次被腾退了，他应该得到补偿，然后到更僻远的地方再办新校。但村委会说：“既然是和房东签的合同，去找房东吧。”拆迁办说：“我拆的是地上物，你们是办学机构，得找教委。”教委一句话就能封了你：“非法办学！”
打工子弟学校确实寒酸，拿不到办学证是正常的。但是，能拿到办学证的公办校能全部接收打工子弟吗？就是能接收，这些农村孩子上得起吗？实际上，政府是默许这些非法办学的，就像司法默认着僻远地区的事实婚姻。但忽然，原先这些不起眼的地块要变成“政府储备地”了，于是官员就变脸了，就要封学校了。
学校不只是一个投入产出的经营机构，更是耕耘人心的田地。中国高层正在推进中国城市化，要让农人变市民。但是，那些已经踏进城市半只脚的农人，却突然被城市化砸了个趔趄，并且，最受伤的是农二代，是这些未来的市民。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春节团拜会上，温家宝总理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电影《锦衣卫》里有一句台词：尊严是谁给的？是我们自己。
民工子弟学校没有尊严，但许多公立学校却抢着戴民办学校的“绿帽子”。近七八年来，广州市出现了大量的公立名校办的“民校”，举办者几乎都是公立学校的工会。有学校打的招牌是解决广州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但一学年光学费就是5000元。而在公立学校，义务教育应该是免费的，至少在法律上是这么说的。戴绿帽子的秘密就一个字：钱。
虽然上级主管部门给公立学校们开了来钱的口子，但大家还是不满意，谁会讨厌钱呀。学校既不敢擅自扩大择校生的招生比例，花钱也不方便，尤其不能发福利发奖金，不高兴呀。穷则思变。于是，一些学校以办实验班的方式扩大择校生的招生，后来大家干脆将实验班改为民办的实验学校，这样既可规避择校生比例过高，又可把原来须纳入国家财政的择校费变成小团体可自由支配的款项，名正言顺。
公立学校变着法儿地往私立上靠，但民办教育却羡慕公家学校，比如任靖玺。
任靖玺曾是南洋教育集团董事长，是中国民办教育的老大。任靖玺说，我的山西老乡阎锡山现在还能让人记住和肯定的，不是他作为山西督军的辉煌，而是他对山西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我经历了官场和商场，对社会人生有些体悟，此生幸甚，善莫大焉！——办教育。
经过10年的挣扎，到2003年底，南洋教育集团发展成为一个由10所基础教育学校（含高中、初中、小学的15年一贯制）和2所高等学校组成的民办教育集团，学校面积1800亩，校舍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资产评估价值13亿元，2001年南洋学生达到1.8万名，教职员工2600多名。
但此时，情形开始黯然。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对民办学校取得合理回报和银行对民办学校贷款放了口子，当时大家很乐了一阵，以为熬出头了。但随后，《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很快就巩固教育部门的权力，顷刻，《实施条例》废了《促进法》。接着，2003年又连续出台三大政策：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和取消民办学校学历文凭考试。这一收一放，将那些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实施细则》一出台我就明白了，这不是民办教育促进法，而是民办教育破产法。”
任靖玺终于撑不住了，他萌生退意。2003年12月，北京中亚财富投资有限公司入主南洋教育集团，控股70%，任只保留了18%的股份。2004年7月，任将这18%的股份分给了南洋部分高管人员，退出南洋，移居新西兰。
任靖玺说：10年创办南洋，炼狱10年，身累，心苦，意冷！我的教育梦开始破碎。
2005年底，太原、济南、洛阳的南洋学校相继发生现金流中断和教育储备金偿付危机，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干预下，这些学校被关闭，整个南洋教育链条断裂，南洋教育由此崩溃。
南洋倒下的导火索是教育储备金，借了学生家长的钱。但公立学校是不怕借钱的。近10年来，国家花了上万亿来发展高等教育，新增了5000个亿的固定资产，但各高校也累积了2000亿的巨额债务，平均每校1亿。仅每年的利息就让不少学校透不过气来。
任靖玺引述了这样的说法：教育行政部门几十年来的做法就是“集权-养权-分权-享权”的历程。集权是指改革前30年教育全部公立化；养权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门将国家财政资源集中起来养出了一批最强的公立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为“211工程”；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是享用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
在2009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北大校长周其凤认为，“大学的债务应该全社会承担”。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则提出,“允许招收高价生解决大学债务”。显然，任靖玺是没有底气说这个话的。纳税人的钱，别人可以造，你不行。羡慕吧。
吴英非法集资诈骗达3.89亿元
唏嘘吴英命悬一线 幸运孙大午脱牢狱
另一个姓吴的却命悬一线。2009年12月18日下午，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法官说，在2005年5月到2007年2月期间，吴英非法集资7.7亿余元，实际集资诈骗3.8亿余元。而吴英的辩护律师说吴英无罪，属正常的民间借贷。吴英上诉。
集资诈骗罪最重要的判定是“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占有他人财物？有这个故意的人不少，但要成功得有本事，得有骗人的物件，以前那些著名的非法集资案，长城公司沈太福是高效节能电机，新兴公司邓斌是医疗物品（包括避孕套），红高粱是品牌和连锁店，亿霖公司是树木。
吴英有什么？横不能举着根草满街招呼吧？吴英的物件是一个局，付高息，做公司，炒期货，投资房地产。法官说，这是“给公众造成其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骗取社会资金”。检察官说，前期吴英光利息就还了1个多亿，起初她还是有归还借款意愿的。吴英说，钱肯定是要还的，如果不想还，为什么还要在东阳买了上亿元的固定资产，还不老早跑路？
这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量刑差得远了，前者可能掉脑袋，后者最多判10年。有律师透露了一个“内部掌握”原则：如果挥霍数额超过集资总额的一半，则定集资诈骗，反之则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法官说，吴英挥霍无度。吴英也供认，不到两年时间内，她花400万元购买名衣、名表、化妆品，高档娱乐消费也花了600万元。这使人想起另一个敢花钱的人。2009年7月15日，原中石化老总陈同海被判处死缓二年，陈受贿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有媒体报道称，陈同海的挥霍是出了名的，每月公款花费达120万，平均每天4万元。对此陈说：“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交税款200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显然，陈同海比吴英气魄大。
在江浙一带，民间抬会历史悠久，央行温州支行甚至把民间融资利率作为检测对象，提供给决策部门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依据。江浙民间为什么要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前仆后继地玩非法集资？盖因为国有银行不带老板们玩，于是大家只好冒险自生自灭自发展。
也有那大把耍钱但却合理合法地的，比如股市大鳄吕梁。吕梁倒真是举着根草招呼着公众资金，他的明乐燕园公司经营苜蓿——一种喂牲口的植物。吕梁操纵中科创业股票，据说最多时手握资金达54亿元之巨。不料吕的搭档朱焕良忽兀自抛股套现离去，这使中科创业在2000年底崩盘。
吕梁不慌，他既操纵了股价，事败又坦然跳出来自我辩护为善庄，末了还跑路了，至今生死不明。吕梁之所以如此坦然，是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所为是违法犯罪——中科创业及它的前身公司的上市重组腾挪发展都是经过批准的嘛，自己操控资金的动作遍及大江南北，那都是在当局的明察之下的嘛，现代科技现代金融工具如此发达，想搞地下工作哪那么容易？而即便吕梁没有跑掉，被判有罪，吕也不会死，按当时《刑法》规定，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最多判5年，出来后又是一条好汉。
早知如此，吴英何不到股市上合理合法地一搏？如今惨了，在法庭上，吴英转头向旁听席上的亲人点头致意，“你们多保重”。吴英的结局甚至不如那个世纪巨骗伯尔尼·麦道夫，这位前纳斯达克主席名下操控的资金曾达640亿美元，其中500亿美元飞了，但这老头却可以在狱中度过余生，据说已得了癌。
到2010年10月，吴英的二审还没有开庭。吴英又长大了一岁，29岁。
7年前，孙大午也在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间挣扎。孙大午是2003年7月5日被逮捕的。他的大午集团最辉煌的时候曾名列全国私营企业500强。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司法部门是这样定性孙案的：1993年以来，大午集团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开向内部及周边村镇群众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现已初步查明，大午集团自1995年7月1日以来，累计吸收公众存款18116.7万元。
大午集团集资的对象主要是内部员工和附近乡镇的居民。大午集团副总经理刘平说，我们真不知道集资是犯罪了，作为民营企业，我们从银行很难贷到款。
孙大午的辩护律师、北京博景泓律师事务所的朱久虎律师为孙大午作无罪辩护：从行为的目的上看，大午集团的借款行为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没有挥霍浪费、吃喝嫖赌的动机，没有盲目投资、疏于管理从而使借款人产生危机的事实。从行为的对象、范围看，大午公司的借款行为主要限于与公司有相互信赖关系的工人和周围的乡亲，具有特定的范围，而不是针对不特定的一般社会大众。从行为的结果看，大午公司的借款在大午公司的优化运作下，获得了很大的增值，带动了地方就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
朱律师讲得不错，但这三条沈太福也能讲得不错。沈太福1993年因长城公司非法集资案被处死刑，当时认定沈太福非法集资10个亿，涉及10万人。
沈太福可以这样讲：我集资的目的是为了让科技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为伟大祖国强盛做贡献，而不是为了非法占用，也没有挥霍浪费吃喝嫖赌的动机(就是有这动机也不会明说，有这行动也不让你看见)，一般的请客吃饭那是为了事业发展，个人又能吃下多少?我也没有盲目投资而使集资人产生危机的事实——谁能认定集资人害怕了？另外，集资人虽然不都认识，但把钱送到长城公司来就是信任，就是缘份，不就认识了吗? 方圆十里是邻居，方园百里是同乡，方园千里是同胞，互联网把方园万里的老百姓都任命为地球村村民——哪个文件规定只能向十里之内的邻居借钱?邻居就不是一般社会大众？就不是公民?就必定是我长城公司的附庸?最后,长城公司集资当然要优化公司运作，我的高效节能电机将会获得很大增值，带动地方就业和其他产业发展，那不仅是我的责任，也是我干事业的必然结果，谁敢说我的高效节能电机就不能得到诺贝尔奖？谁敢说长城公司就不能成为中国的微软或GE？你有证据吗？你敢上法庭吗？……
开这么长长的一个玩笑，不是为沈太福喊冤，也不敢对孙大午不敬，而是以为律师的辩护太无力，太不专业，太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实际上，司法机关对孙大午抓人放人都有能摆上桌面的理由。因为法律规定不明确，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这就给了行政部门和执法部门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于是法律条文失去了刚性，而夹杂进了太多的主观随意性，罪与非罪的界限，全在于执行者的意志和倾向，说你有罪就有罪，说你无罪就无罪。地方政府开明一点的，法不明理在，从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财富增值出发，对于那些明显不合时宜的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更带有诸多歧义的法律条款应作出妥善的取舍，而另一些从管制中获取寻租机会的部门和官员，他对法律法规的解释就从怎样对自己有利、怎样便于裁制老百姓的需要出发。
由于有了司法操作的空间，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孙大午案的缘由便有了各种版本。一种说法是：孙大午出事更深的原因是因为多年来他言语上不检点，行为上特立独行。平时，孙大午喜欢和学术界交流，不屑与政界人士往来，孙很清高，曾和地方上的税务局、土地局等多个部门有过官司和纠纷。另一方面，孙大午一直关注“三农”问题，他受邀在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演讲时，直言现在农村有八座大山，农民和农村企业在发展中受到很多限制。在一次与专家的座谈中，孙大午更是对银行进行了质疑，认为银行因为担心收不回款，现在根本不给农村放贷，如果银行光从农村吸收存款，而农村又没有自己的造血功能，发展很成问题。不仅是农村问题，对国家体制、政治改革、军队制度、政府功能、毛泽东评价等都有说辞。
姑且听之。
9月10日，河北徐水县检察院提起的第一份公诉书中，大午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是1.5亿元，余额3500多万元。这3500多万中就有孙大午父母捡破烂积累的存款4000元。3天后，检察院撤诉。第二次起诉，涉罪金额就变成了1400多万元。虽然金额大大缩小，但控辩双方仍存在很大争议，关键在于，法律并没有明确的标准以确定合法与非法的边界。
10月30日，孙大午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徐水县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孙大午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大午集团因违法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活动，被法院处罚金30万元。
这是最好的结果，对控辩双方都给足了面子和实惠。那么，是谁救出了孙大午?据说，此事有高层介入。高层的介入，肯定是受公众舆论的影响，而地方党政司法内部的倾向肯定是相反的，肯定要让孙大午坐几年牢的。此时，法律的条文和解释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重要的是站在什么层次上讲政治。
相比较，吴仁宝就很会将政治。淮阴华西村盖了一座高328米、74层、中国第8世界第15的大楼，吴仁宝给这座大楼取名“增地空中新农村大厦”。这算个名字吗？当然——高举节约土地和新农村建设的大旗，给官僚主义者看的。
吴仁宝不是个一般的村官，他一直很政治。在1975年到1981年间，吴是江阴县委书记兼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在1960年代“农业学大寨”时，华西村是全国闻名的样板大队。但一边高调学大寨，吴仁宝在却又干着自己的活儿。1969年吴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正烈呢，上面来检查的人刚走，我们转身就进了工厂，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钱。”
改革开放30年，如今华西村已形成了一个横跨钢铁、金属加工、纺织、化纤、地产、旅游、金融等行业的庞大控股公司。吴仁宝当了48年的华西村一把手，他既是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者，又是一个乡村公司的老板，这种政商重叠的战车所向披靡。
这些年华西村拿到最大的资本是土地，从2001年开始，华西村陆续和周边13个行政村置换了土地，组成“大华西”。先前华西村只有0.96平方公里土地，如今增加到35平方公里，人口从原来的近两千人增加到3.5万人。以土地面积来算，大华西已经超过了澳门。靠近公路的一些村庄已建成商业楼盘，成为华西村新的收入来源，虽然这些小产权房不能办理房产证，但不影响挣钱。这比政府拆迁征地、土地招拍挂、开发商建房，容易多了，因为吴仁宝政商合一。
西班牙烧了中国鞋 美国工会隔洋拥抱
2004年9月14日下午，在西班牙鞋都埃尔切城中国鞋店附近贴满了煽动游行示威的大标语：“埃尔切市民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把埃尔切所有亚洲鞋都赶出去，把运送亚洲鞋子的集装箱全部烧光!”
报人宋铁军说，钱要大家赚，上下游都要活，这就是生态圈或价值链。而众多中国出口企业追求的是用最低的工资雇佣、用最低的价格出卖、满足最低的利润，这无疑是对生态圈的滥砍滥伐。中国乒乓球包揽全部项目的冠亚军无疑是对生态圈最彻底的破坏，于是潜规则就变成了明规则：球拍限制、发球限制、小球变大球，而这些明规则还制约不了中国，于是决赛就有了蛮横规则：中国选手必须与外国人打决赛。
不仅是陈九松，联想也遇到了麻烦。2005年秋，美国国务院决定向联想采购1.6万台电脑，价值1300万美元。2006年5月4日，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Frank Wolf提出，“联想是一家被中国政府控制的公司，美国国务院应对此笔交易进行调查。”美国人还表示将改变相应的政府采购流程，这对联想的杀伤力极大。虽然联想收购了IBM的一部分，但从IBM继承过来的政府订单将泡汤，联想的海外扩张计划受阻。
同一个世界，大家有不同的梦。但也有相同的诉求。
2010年7月20日到25日，广州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率团访问了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华盛顿等城市的工会组织。中国人很自豪，是美国人请咱来的。从6月初开始，旧金山总工会就以“沟通两地事务，交换劳工权益的看法”为题，多次相约，终促成此行。
旧金山总工会提出要和广东工会组织联手，调整苹果公司对中国的代工价格。苹果公司是富士康最大品牌商，总部设在旧金山。旧金山总工会认定，深圳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苹果公司的责任大于富士康，遂不断施压，末了苹果公司被迫往上游让利，声称给富士康每台iPad产品补贴3.98～7.96美元。数据显示，富士康握有610万台的iPad组装订单，这笔钱如能落到员工头上，也确实是一笔钱。
此前，2008年广州市总工会访问洛杉矶时，当地港口工会亦提议，广州南沙港至洛杉矶港口已成为世界重要航运线，两港工会可以联手行动，如果船东对南沙港工人不好，洛杉矶工会可以采取手段联手呼应，反之亦然，让劳工“在世界海运离岸和到岸价中享有合理发言权”。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会要大发展，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还能天得到了响亮印证。
但这不符合中国国情。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工会的，将来如果党和政府讨厌罢工，工会听谁的？
胡德平怒斥民企原罪 七大命脉玻璃天花板
2006年底，胡德平发了一通火：“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身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兼第一副主席、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常务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胡德平乃中国民企第一直接首长，话一出口就有分量。
细想惹出这话题也不无背景。过去的德隆案、顾雏军案自不必说，其后的上海社保案，其导火索便是民企福僖张荣坤。如果说每个贪官背后都有红颜祸水，每个案件中间也几乎都有民企妖孽。只是，是先有贪官还是先有祸水妖孽？或是两者水乳交融相辅相成？谁是第一责任人？为什么只是私企有“肮脏的第一桶金”？为什么只是私企有原罪？
胡德平的话还是朴实的：你说改革开放当时就那么合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引进外资，就符合当时的《宪法》吗？这不是违反当时的法律吗？
有论者更进一步说道：与清算第一桶金相比，清算原罪的土壤似乎更显必要。反观当前，权力资本化现象以空前加速度蔓延。在这个土壤中，如果说某些民营企业的第一桶金有原罪的话，其第二桶金、第三桶金似乎也不干净。这就值得追问，民企为什么不能清清白白地发家致富？
外资也难保清白。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调查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案件近10年来一直在上升，期间中国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行贿手段也不仅是塞钱，如请官员出国考察、帮助客户子女在国外上学就业、待恩主退休后支付收益，等等，手段繁多娴熟。
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罪土壤？当大家庆幸中国已经跨过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闯物价关、进入国际经济循环诸多关口后，闷下心来细想，实际上中国的土壤并没有根本的改良，许多最新锐的制度一嫁接过来就变了味，被融化掉了。
有一个现象令人惊心：1999年中国有个体户3160万户，到2004年只剩下2350万户，6年减少了810万户。在这一时期，国营企业也在持续地转制和破产，失业、下岗、内退人员越来越多，有此一挤，个体老板却越来越少，为什么会这样？看看2007年全国工商联的《上规模民营企业调查报告》吧。
2004年起，从上市公司来看，“国企——民企——回到国企”成为上市公司重组的突出特征，银行惜贷、监管加强，让许多民企系纷纷坍塌，江苏铁本被当作盲目投资的典型，德隆系、鸿仪系、涌金系、明天系、格林柯尔系、青鸟系、斯威特系都爆出资金链断裂消息，大家或奄奄一息或满盘皆输，其中，德隆系唐万新、鸿仪系鄢彩宏、格林柯尔系顾雏军身陷囹圄。
此时，“国进民退”了，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成为接盘者：潍柴投资接手湘火炬，中国非金属接手天山股份，重庆渝富接手ST重实，海信空调接手科龙电器，四川长虹接手美菱电器，上海电气间接控股伊利股份。出于保壳需要，各地政府部门在一些问题公司进行类似“土地资产置换”等资产操作时，也只能在国企间进行，才能突破一些现实难关。而哪一家民企能获得如此的政府支持？
国内的日子不好过，于是走也。全国工商联《调查报告》指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民企外资化现象加剧。
在2006年1年中，到海外上市的近百家境内企业中，民企占87%，共99家，冲劲十足。民企冲向海外，实为在国内遭遇严控，许多著名民企选择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开曼群岛等国际自由港注册，然后直接在海外上市，维尔京群岛已连续数年成为仅次于香港的中国内地第二大外资来源地。内地企业借道国际避税岛设立壳公司，再将境内企业资产注入壳公司寻求海外上市，这已成为民企的一种风潮和资本路径选择。
民企外资化的另一表现为，许多民企选择与外资合作，或出售控股权给外资，以解决企业融资问题、清晰产权和摆脱原罪的纠缠。取得外资保护伞，也是许多民企的无奈。
当某些社会舆论对民企外资化的趋势提出质疑，认为这会招致“国民财富流失”时，我们为什么不想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以国内市场为主要业务的知名民企要到海外去上市？为什么民营企业家要放弃自己多年打拼的企业而转让控股权给外资？如果不利于民企发展扩张的外部制度环境继续下去，将可以见到越来越多的民企被外资所控股或并购。
全国工商联《调查报告》指出的第三个问题是：“进入壁垒虽然略有缓和但依然大量存在”——民营经济的尴尬和悲哀在于，即使法律没有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它也不能随便进入。比如，有些利益集团以贯彻落实“非公经济36条”为名，抬高进入的门槛，规定进入石油行业的民企要有3000万资产，要有几十个加油站，有多少年从业经验。这就很荒唐了，过去不让进，它怎么会有几十个加油站呢？
2006年12月18日，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指导意见》提出：国有经济要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这七大行业是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而要保持“较强控制力”的九大行业是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
这七大“命脉行业”，军工既有关国防安全，也有关国内社会秩序安全，石油属不可再生的资源性行业，具有规模生产效应和自然垄断属性；电网（不包括电力）、电信（主要指电信网络建设部分）、民航（主要指民航基础设施）属于自然垄断行业，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性，适宜独家垄断；电力、石化、煤炭、民航（非基础设施部分）、航运，这些应该属于竞争性行业，是可以通过市场销售的私人物品，引入竞争会带来效率提高和价格下降，提高国民的经济福利。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在竞争性领域里，基本是完全竞争态势，企业利润率已经平均化。但在非竞争性领域，所有制门槛高筑，国有企业圈地而居。从最近３年的央企经营业绩看，利润排名前40强的企业，瓜分了央企95％的利润，主要分布在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等行业。
国资委在成立之初，就将经济指标作为考核旗下企业领导人的主要指标，这种做法体现了利益集团意志，造成企业竞争的不平等，是国有企业职能的错位，也与WTO规则相悖。
洋人可以用WTO与行政当局叫板，民企则找不到北，它们天生就比国企贱。
2006年在全国人大第五次审议《物权法》时，明确了公产私产一视同仁，这让大家松了口气。
公产私产的不平等已多年矣，那许多私营老板为贪取公产的便利，拐弯抹角地戴上国营或集体的红帽子，风光着。但一旦犯了事，动了公产，虽然是伪公产，那也是死罪。相反，如果动了私产，就罪赦三等。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农村信用合作社主任邓宝驹等人监守自监，在不到两年的任期内非法侵占了信用社2.3亿元的巨额资金。案发后，邓等畏罪潜逃至蒙古国，2000年被蒙古警方抓获并引渡回国。
此案开庭审判时，邓宝驹等被控“职务侵占罪”。而依刑法规定，该罪名的最高刑期不超过15年；而如依“贪污罪”论，则罪当可诛。但由于刑法规定“贪污罪”只适用于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及其他国有单位，邓所在的农村信用社是集体所有制，他不算是国家工作人员，因此无法以此定罪。宁抢私产不偷公物呵。
邓宝驹犯罪数额远大于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却无法判其死刑。当时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对公私财产应一视同仁，否则就可能给社会公平造成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护公产的最终目的还在于保护私产。
此事如果放在今天，似乎就不成为问题了？不。主持《物权法》审议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康生说了这么一番话：“从实际情况看，目前经济领域中受侵害最严重的恰恰是国有资产，物权法就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作出特别规定是必要的。”
胡康生的话是没错的，如果法律对国有资产没有作出特别的规定，在各地司法执行时对公产保护可能真就不那么有力。但同样可能的是，对私产的保护也不那么到位。
问题的关键是，在立法者和许多官员心中，国有资产的分量依然大大超过私有财产。改革开放就是以保护私有财产为手段来激发个人创造，但这么多年了，官员的这种失衡心理依然没有调整到位。
在现实中，确实有中航油巨额亏损的渎职越权行为，也有顾雏军套取国有资产的犯罪行为，但这无从比较得出“恰恰是”国有资产在受损，私产不在受损吗？比如一年几百万户的失地农民，几千亿元的市场与行政征地的价差，这与中航油、顾雏军相比，哪个对社会的损害更大？
在这样的社会心理态势下，许多法律之外的故事就发生了。比如北京市2006年6月规定，民宅禁止商用。
显然，受此规定冲击最大的是私人小企业，不可想像哪个国企需要到民宅去注册和办公。
如此一来，联想就不可能在一个租来的传达室里起家，美国惠普集团也不可能在车库里注册。
汶川一中还没开始打地基，万科捐建的遵道学校已经在2008年12月31日交付使用了
王石青涩捐200万 段永平会餐巴菲特
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老先生急急地走了，84岁。霍先生患癌症已有20多年，年中病重时被专机接到北京治疗，足够荣耀。纵观一生，霍先生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感情和贡献，在香港商人中确实无出其右。
改革开放后，霍先生率先冲破阻力投资内地，1982年广州白天鹅宾馆开业，像一杆飘扬的旗帜。1985年我曾写文发问：为什么广州白天鹅宾馆熙熙攘攘，而北京建国饭店却闲人免进？现在才知，那是霍先生有令，任由乡亲们进出喝茶。霍先生曾投资数十亿元开发南沙，带动三个贫困地区脱贫，“真正的生意人是不会做的”。然而，在开发过程中霍先生遭到了当地一些官员的勒索和刁难。这还算新闻吗？值得怒火中烧吗？反正是花钱，大钱做了事，小钱喂（维）了人，也给后人留下人脉资源，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偏不，霍先生偏偏嚷嚷出去，他要为自己负责，要为乡亲们负责，也要为共产党干部负责。末了，2004年先后任南沙开发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的梁伯楠因受贿罪获刑12年。
另一件事是洛溪大桥。1980年代霍英东捐款1700万元建设洛溪大桥，占当时预算的大部分。然而，20年后，人们发现番禺区政府还在收过桥费，便闹将起来。此时，霍先生尽可以私下规劝：大家捐助病人，当受助病人去世后，家属还把余款返回社会，咱好歹是一级政府，还不如个人家？——偏不，霍先生公开声明，自己没有拿过一分钱过桥费，今后也不会拿。在洛溪大桥项目上，尽管霍先生几近慈善，但他依然负责，要“给政府一个教训”。
万科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石也想为企业负责。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当天，万科集团决定向灾区捐款200万元。5月15日，王石在自家的博客写道：“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元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元是个适当的数额。”他还写道：“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此时，王石是理智的。他明白作为职业经理人，自己对企业和员工的权限。治企业如同治国家。在发达国家，执政精英多为法学背景，他们可能不会种粮食，不懂建大坝，但他们必须懂得他们不能干什么，时刻有权限意识。
王石的想法与国际大公司相似：可持续发展。汶川地震后，诺基亚中国公司根据预算，第一时间捐出300万元和5000部手机，但诺基亚被网络“铁公鸡”排行榜排到第二。诺基亚中国公司向总部请求加大捐款，这让总部为难。跨国公司一般都有一笔应急资金，灾难发生后可以第一时间动用这笔钱，但不会一下子捐出一大笔钱，而是持续性地捐款。另外，在美国，如果一家公司在灾难发生后宣布自己捐款，并公开捐款数额，像中国企业一个个举着牌子在台上张扬，这会被认为企业借灾难牟利。按照惯例，企业捐赠情况只会在热乎劲过去后，在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说明。
与王石生怕让员工为难相反，神州电脑老板吴海军就豪气万丈，网上流传吴的一条批示：“忠信仁义是我公司的企业文化，在这次抗震救灾中，99%的员工体现了爱心，符合公司文化，但还有1%的冷血者混在我们公司，对他们我不去遣（谴）责，但希望他们离职，我们公司不需要这样的员工。虽然捐了点小钱，但又心有不甘背后议论废话一堆的人渣也一并滚蛋。”
吴海军有这么大权力？如果真有员工为此丢了饭碗，打官司能赢？如果在美国，有老板敢骂员工人渣吗？打官司谁赢？
没有人跟吴海军打官司，却群起向王石吐口水。王石也是被逼急了，博客事件之后5天，宣布万科在未来3～5年内支出1亿元参与灾区的重建。有一点值得注意：万科并没有捐出1亿元，而是自己操持这1亿元，建“震不倒的学校”。为免再受口水，万科申明，这项工作为纯公益性质，不涉及任何商业性开发。
一年后如何了？据传中国侨联将用捐款3亿元重建北川中学；汶川一中的总建筑面积近7万平米，相当于半个北京国家大剧院，建设资金也达3亿元，由广州市和江门市分别对口援建。与这些中国字头机构和地方政府的援助项目相比，万科能有多大排场？但是，在汶川一中还没开始打地基，万科捐建的遵道学校已经在2008年12月31日交付使用了。1300多个孩子，一寸光阴一寸金，王石抢出了多少光阴值几多金？王石老霸道了。
到今日，汶川地震之后一年，有多少志愿者还在灾区？民众的捐赠热情还有多少？此时，万科的1亿元捐款正在按部就班地发挥着效能。
段永平也被骂过。2006年7月1日，退隐美国的前广东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段永平以62.01万美元的竞价，获得与世界第二大款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权力。这是一个慈善捐款活动，竞价款将捐给旧金山的非营利组织格莱德基金会，以资助贫困者和无家可归者。
然而，中国大部分舆论对这顿午餐颇不屑，甚或出现“无耻”的字眼，说中国还有那么多穷人，富豪段永平为什么不帮助他们？说这一顿饭够124名大学生4年大学期间的全部学费，是1600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成果……
在改革开放28年之后，还普遍存在这种简单的道德判断和“一平二调”的思维，这实在令人不好意思。改革开放最本质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承认个人权力，包括企业家创造价值、拥有财富和处置金钱的权力。段永平出国这些年，没听说他有什么违法犯罪行为，于是段就拥有和所有人同样的公民权。
中国还有许多穷人，为什么中国政府要拿钱去救助东南亚海啸难民？甚至救助世界头号富国美国台风难民？姚明到美国打球，刺激美国内需，给美国政府上税，为美国篮球产业和产品进入中国做广告，姚明不是大大的卖国贼吗？谁是爱国者？李春平呵，他拐了美国好莱坞女星的遗产回到中国，把大把的美金散给中国人（不一定是穷人）。这是一个高招儿，莫如多派些俊男靓女到富国多勾引些钱财回来，富我中华……
段永平为什么要吃这顿饭？其实，段永平把话说得挺明白的，只是大家一简单就没认真听：像段永平这样的新移民在美国赚的钱要交很重的税，而用于慈善事业就可免税；美国严管慈善基金，每年必须拿出获利部分的5%来捐赠，段夫妇的Enlight基金会需要流水……
做基金，段永平实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富豪家产融入社会，大致有两条路走，一是发展家族企业，末了或被子孙败了，或股权稀释变成公众公司；另一就是做基金，从开始就主动奔向公众。做基金不是乱散财，而是运作，要让基金增值，比如许多外国基金到中国做项目，就要求中方的配套资金。段永平说，基金会将来的重点会在中国，但可能要通过美国成熟的慈善组织，“自己运作会比较辛苦”。
家产融入社会，家族企业和基金虽然出发点不同，前者被动后者主动，但结果是一样的，都是把财富做了再分配。段永平在美国没有做产业，并没有创造新的价值，但通过股市积聚了财富，再做基金回馈社会。这也是一种幸福，恰似财政部长大笔一挥般的幸福：通过税收敛集财富，通过预算分配财富。
2010年4月7日，全国抗震救灾英雄模范、全国道德模范、中国首善陈光标在南京举行向西南旱灾地区再捐赠1200万承诺履行仪式。陈光标在已经组织21支打井队的基础上，又新增加11支打井机。
副市长吴敏一下海今安在 陈光标铁肩担道重装飞进
还有许多人值得记忆，不管他们的中国梦成与否。
胡金林等温州八大王今安在？年广九是否还炒得动瓜子？
山东临沂沈全庄王廷江曾将自己600万元资产的陶瓷厂献给了集体，从而被批准入党，然而南街村王宏彬却沉寂了。1981年河北省邯郸市农民冯连印与街道办事处合开一企业，街道办未投入资金，期间冯从利润中支出了4.7万元，于是冯以诈骗、贪污罪被逮捕，被判死刑，1987年冯无罪被释放。
宗庆后为娃哈哈和老外死磕，马云也领教了老外之麻烦。用友王文京闷头赚大钱，蒙牛牛根生告老还乡。
2003年4月14日，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辞职下海。与吴敏一同时辞官的还有温州市另一位副市长林培云、市政府秘书长何包根及副秘书长王运正。吴敏一说，2003年2月温州市长改选，如果我当选了就继续在温州干，如果落选就辞官下海，提前实现自己的人生三部曲：求学、从政、经商。吴敏一辞官后到了温州红蜻蜓集团，任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3个月后吴又离开转任上海东畅网络通信服务公司总裁。
红高粱乔赢被定为非法集资，南德牟其中因信用证诈骗被被判无期徒刑。爱多胡志标因一桩3000多万元的经济案件坐牢，巨人集团倒闭5年后史玉柱终于还上了客户的钱。
1985年陈小军在温州首先得到批准成立私人入股的信用社，刘永好和张宏伟成了民生银行的大股东。潘石屹一边盖房子一边写博客，冯仑一边编段子一边玩资本。
瀛海威张树新勇猛探路，新浪王志东生了一对龙凤儿女。陈天桥玩游戏玩得盛大，邵亦波卖易趣卖了1.8亿美元。
新东方俞敏洪，风入松书屋刘苏里，零点调查袁岳，点子大王何阳欢欢笑笑起起伏伏。光线传媒王长田转型成功，农民王海靠打假终于成为城市名人。华谊兄弟王中军上市成功，神州泰岳王宁一夜巨富。
朱新礼要卖汇源果汁未果。许多民企选择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开曼群岛等国际自由港注册，然后直接在海外上市，维尔京群岛已连续数年成为仅次于香港的中国内地第二大外资来源地。选择与外资合作，或出售控股权给外资，以解决企业融资问题、清晰产权和摆脱原罪的纠缠，这是许多民企的无奈。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陈光标急调60台吊车、推土车、挖土机等大型机械及100多人，铁肩担道，重装飞进，13日中午到达都江堰，这支民间救援力量甚至超过大多数国家机构和军队。
陈光标还以裸捐著名。另一个著名并令人尊敬的慈善家是金源房地产的黄如论，虽然他的资产不是最多的。
西洋集团周福仁爱钢铁，但屡屡受挫，2005年花35亿元从美国进口了一套制造轿车面板的2030轧机，当时国内只有宝钢有。后来宏观政策大变，这套轧机至今仍在营口海关睡着。周福仁的钢铁梦，也许到俄罗斯能实现吧，他以2亿多元人民币拿下俄罗斯远东地区第一大铁矿的开发权。
所有的成功与不成功都离不开中国的大环境。还是说黄光裕。
2004年中国内地首富是35岁的鹏润投资董事长黄光裕，拥财105亿元。接下来还有盛大网络陈天桥、中信泰富集团荣智健、世茂集团许荣茂、万向集团鲁冠球、天狮集团李金元、网易公司丁磊、香港富华集团陈丽华、合生创展朱孟依、新希望集团刘永好、仲盛集团叶立培等。2004年百富榜的门槛从上一年的9亿元，一下子提高到12.5亿元。
中国批发富人的游戏令世界惊叹。
以黄光裕这等学历，以零售业和房地产这等传统生意，黄光裕一鸣惊人，令MBA、EMBA们惭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社会乃处战国时代，群雄漫山。
